未名本色是革命
皖西日报
作者：
新闻 时间:2025年08月28日 来源:皖西日报
●蒋二明
一百年前成立的“未名社”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重要文学社团之一。“未名社”至今仍值得人们纪念,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革命性。换言之,革命性是“未名社”的鲜明特色,当时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成为革命运动的先导,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。“未名社”成员也如涓涓溪流,汇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,并在革命洪流中激荡起清奇的浪花。
二十世纪初叶出生于皖西叶家集的韦素园、台静农、李霁野、韦丛芜等人自幼就受到爱国救国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启蒙,读小学时就带头冲破封建迷信和守旧派的重重阻挠,把叶集三圣宫内的大小菩萨全部推倒砸烂,把明强小学的牌子挂在三圣宫的大门前,在门内庙柱子上贴上他们自己写的对联:“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涵养转深沉。”门头横联是“开化民智,教育英才。”毁庙宇改学堂之举震动了叶集五里长街,一时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。这体现了他们从小就立志好学、敢于破旧立新、敢于斗争的精神。
1916年起,他们陆续进入外地中学学习,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,参加了一系列学生爱国运动。1921年春,韦素园还参加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,接着同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肖劲光、蒋光慈、曹靖华等人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,韦素园将自己学过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新青年》等书刊寄给家乡的亲友和同学,引导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同年夏,韦素园、蒋光慈、曹靖华等人到达莫斯科,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,坚定了革命的信念。韦素园决心以研究介绍俄国进步文学唤醒民众为终生事业。
1922年秋,韦素园与曹靖华提前回国加入祖国解放斗争的行列,韦素园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,课余刻苦攻读苏俄作家的著作,次年开始选译苏俄文学作品。这期间,他先后邀约李霁野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曹靖华等人到了新文化发祥地北京。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:中国有光明的前途,要为之实现而贡献力量,决心以文学唤起民众,振兴中华。
“未名社”以翻译出版俄国、北欧、英国、日本文学为己任,在引进和介绍苏联文学方面更是独树一帜。借助于鲁迅的影响力,“未名社”很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,引起文坛的关注。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,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,更是“未名社”的主心骨。“未名社”成员紧紧团结在鲁迅周围,埋头苦干,为新文化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“未名社”的作品是进步的,其成员更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。他们执着地追求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文化,执着的实践是“以笔作刀枪”,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；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是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发展的,他们的心一直是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。因此几年间曾两次遭反动派的查禁,有的成员被拘捕过两次。更加可贵的是,“未名社”还掩护过一些共产党员秘密开展革命活动。中共北京市委的刘愈与他们关系密切,刘愈牺牲后,他们曾写下诗和文章以作纪念。职业革命者赵赤坪曾多次被捕,常被反动特务跟踪、盯梢,但“未名社”成员不惧风险,收留赵赤坪在社中安顿下来。赵赤坪以“未名社”职员身份搞发行做掩护,在京津一带发动群众,宣传共产主义,建立党的组织。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发生时,韦丛芜和赵赤坪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,他俩在执政府卫队镇压的弹雨中都受了伤,但仍奋不顾身地抢救重伤学生；韦丛芜从伤亡者的人堆中爬出来后,急忙奔向鲁迅住处,愤怒地诉说了惨状。遵照鲁迅“我们绝不能沉默”的教导,韦丛芜写下血泪淋淋的控诉诗篇:《我披着血衣爬过寥廓的街心》《我踯躅、踯躅,有如幽灵》在《莽原》半月刊上发表；鲁迅也写了《记念刘和珍君》发表在《语丝》上,痛悼“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”,歌颂“虽殒身不恤”的“中国女子的勇毅”。这样的诗文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勇毅精神的见证。
“未名社”以文化工作的公开身份掩护共产党的秘密工作。在需要营救同志时,也往往由“未名社”出具铺保。台静农、李霁野、韦丛芜等人均以“宣传赤化”的罪名被捕,出版、销售的一些书刊也被定为“赤化书”而遭收缴。1928年秋,来自家乡霍邱的革命者王青士、李何林、王冶秋等人因发动“文字暴动”遭追捕、通缉,陆续到北京投奔“未名社”。为了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,“未名社”在景山东街40号开设一个门市部,出售图书并供人阅读。王青士等人找到党组织后便离开“未名社”,仍以主要精力开展革命工作。 (作者工作单位:中共六安市委史志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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