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份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调查的革命传承
——读徐业夫《汪家冲乡情况调查材料》
皖西日报
作者：谢 明
新闻 时间:2025年08月07日 来源:皖西日报
注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主席的一贯作风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中央从保证领袖安全出发,制定了相关安保制度,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原先那么方便,但他还是殚思竭虑倾听来自最基层、最普通群众的声音,体察民情,分析解决问题。他让身边的秘书、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,利用回家乡探亲的机会,兼做调查研究,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制度,叮嘱他们:“你们帮助我做一点工作。”
1936年在延安时期来到毛泽东主席身边,担任机要秘书的老红军徐业夫,1952年底,受命回到家乡安徽省霍山县开展农村调研,返京后,撰写了《汪家冲乡情况调查材料》,报送毛泽东主席。这份报告以详实的数据、朴实的语言全方位、多视角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,成为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重要史料。报告质朴自然,不雕饰,不做作,不呆板,不俗套,富有灵气。今天读来,仍拥有其现实意义。
容身田野,着力把握调查的宽度和深度
徐业夫的这份调查报告,是用双脚、双耳和眼睛写出来的。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,谢绝了当地政府陪同和食宿安排,直接住到亲戚家,与家人同吃同住,减少信息偏差,白天走访田间地头,到组入户,或者探访工程建设现场,实地察看和调研；晚上与乡亲们促膝谈心,拉家常,从中掌握第一手实情。他熟悉当地语言与文化,能够深入获取群众信任,为撰写调研报告筑牢基础。
阅读文本,徐业夫以汪家冲乡为调查样本点,内容涵盖了行政区划、人口结构、劳动力分布、土地状况、农业和副业生产、群众负担、群众思想动态、群众对政府建议、基层组织建设等多个维度,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,让阅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汪家冲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貌。
例如,报告数据详细列举了水田、旱地、茶地面积,以及当年生产情况,全面呈现了春耕、夏种、秋种的作物种类及面积(如春耕水田1252.103亩,秋种小麦211亩等),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全乡农业生产的全貌,这种数据化的记录方式,不仅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量化依据,也为后续研究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档案。报告在反映群众负担的时候,采取纵向对比,用1949年至1952年历年全乡粮食生产总产量与实交公粮的具体数据,清晰呈现负担直线减轻趋势,由93830斤降至36036斤。同时,从深度而言,详细说明了征粮方式,从土改前的“累进计征”,到土改后的“按率计征和依法减免”,以及霍山县作为老根据地的照顾政策,直观反映了土地改革后,农民负担减轻、农村经济恢复和群众生活得到改善,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了详实案例。
实事求是,真实反映政策成效与群众心声
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作用,客观记录了群众情绪的巨大转变。土地改革后,农民摆脱了地主的剥削和繁重的苛捐杂税,生活得到显著改善,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。报告援引农民王家明的口述实录,生动展现了这一转变:“我在过去(指国民党时)一年忙到头,除了苛捐杂税,每年要缺半年粮,只好吃糠吃菜度日,而自解放后我的生活就变了样了,因为第一不交地主的租子了,也没有什么苛捐杂税了,就连功夫也少耽误不少,所以我们家五口人现在也能吃得饱,每年每人可以换上两套新衣服。”这种“自上而下”政策与“自下而上”反馈的结合,体现了徐业夫对政策落地效果的敏锐观察。王家明由衷地坦露心声,“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,毛主席又号召我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,那我们一定要响应的,因为都是为了自己改善生活,一定要以此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”。这质朴话语,表达了农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恩之情,对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”号召的积极响应,生动呈现了当时农村的新气象,也反映出政策变革对基层民众的深远影响。
同时,对群众意见予以客观、全面收集,如实记录调查所得,不夸大、不隐瞒,使报告具有极高的可信度。例如,当地普遍推行制作红茶,报告反映,“因起初领导没有深入了解该区实际情况(群众对制红茶没有经验),派往技师太少,而技术也不高,由于制茶中又常常遇雨连绵,所以演成坯茶现象严重,降低茶价。有关茶价方面起初收卖嫩茶每市斤实得人民币3200元,最后茶大了天又降雨降低到200元一市斤,这种前后差别太大,所以引起群众不满,因为红茶质量要求很高,采摘又少,能摘五斤黄茶的树只摘一斤红茶,所以价格低茶农生活就没法维持。以后黄茶价格提得又很高,每斤干黄茶能卖人民币8000元,因此群众对于制红茶有些意见。”反映出政策执行过程中与基层实际情况脱节的问题。
建设佛子岭水库,群众积极拥护,不仅表达“祖国真正伟大可爱”“水库修成以后对我们群众生活一定会提高的”的感激之情,也惊叹“水库上不但机器多,就是说话也有了机器”。这体现了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和信任,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群关系的融洽。但同时报告既报喜也报忧,不忌讳问题,如老年人对移民搬家的顾虑,包括水土不服、人事性情不合和对故土山林不舍、对搬家费用和未来生计的顾虑和担忧等,也进行了如实反映。报告还指出当地副业发展不足和滞后,主要依靠运输和手工编织等简单劳动,缺少其他有效的增收途径。这些体现了徐业夫深入群众、实事求是的调研态度,也为政府进一步改进工作、完善后续政策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等,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方向。
周详严谨,客观记录基层治理与组织建设详情
报告对汪家冲乡的各类基层组织架构进行了细致梳理,进行详尽记录和分析,“共产党员(候补)一人,青年团员十三人,少年儿童队员三十五人,民兵队员七十八人,合作社员三百一十人,农会会员二百九十七人,妇女联合会会员二百五十三人,治安委员会委员七人,农协委员会委员七人,行政委员会委员五人,调解委员会委员七人,卫生委员会委员九人,护林委员会委员九人,兴修水利委员会委员十三人,优属委员会委员五人,经济委员会委员七人,农贷委员会委员五人。”从中可以窥见,各个组织在土改以后的规模、职能与定位。还对互助组开展情况一并报告,“常年互助组三个,季节临时性互助组二十六个,共参加二百零三户,男一百七十五人、女一百一十人。”报告还提及汪家冲全乡还有:“军属二户,参军二人,烈属十二户。地主八户、被管制三户四人。”这些数据传递了新中国成立初期,乡村治理机构和基层组织建设的详情,为后期农村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路径,尤其是互助合作从“点状试点”到“全面铺开”提供了实践逻辑。此外,报告还提及了霍山县作为老根据地的政策倾斜(如农业税减免20%),以及优抚军烈属的具体措施,凸显了当时国家对革命老区的特殊关怀。
徐业夫撰写的这份历史语境下的调查报告,并非孤立事件,是新中国成立初期,毛泽东主席号召大规模农村调查的缩影,是今天理解这段转型时期的一个切口,其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数据的精确与内容的全面,更在于将政策逻辑与农民生活有机联结,为后世留下了从田野到“庙堂”的治理智慧。这份报告不仅是历史研究的珍贵素材,更是当代乡村振兴实践中,“以民为本”精神的生动诠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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