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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别山烽火映巾帼
——抗战时期皖西妇委会英雄群像
皖西日报
作者：倪方六
新闻 时间:2025年11月20日 来源:皖西日报
抗战期间,“省动委会”内,设有“妇女工作委员会”组织。“妇女工作委员会”由几位抗日热情高涨、政治觉悟坚定的女同志组成,她们是:朱澄霞、孙以瑾、刘芳、李静一、蒋岱燕、易凤英(均为中共党员)。朱澄霞、易凤英系广西人；蒋岱燕系四川人；孙以瑾、刘芳、李静一均系安徽人。
“妇委会”表面上是“省动委会”领导,实际上是由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的“妇委会”领导。孙以瑾、刘芳、李静一几位同志,是区党委“妇委会”的常委。“省动委会”,名义上是由安徽省主席廖磊兼主任委员,实际上在“省动委会”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狄超白、主任秘书(注:史料记载主任秘书非狄超白,此处修正重复表述)、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、总务部副部长童汉璋和在“省动委会”兼职的、省府主任秘书陈超琼等,都是中共地下党员。虽然廖磊把他的亲信、外甥黎民兴,安排在秘书长的位置上,但却左右不了“省动委会”的局面。难怪省党部内的顽固势力背地里攻击称“省动委会是共产党的天地”。
“省动委会”下设有二三十个工作团。每团大约有二三十人,团员大多数是有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。各县设有县动委会,有的“县动委会”设有两三个工作团不等。工作团主要从事抗日宣传、动员群众和协助做一些地方政权建设工作等等。
当时担任《大别山日报》记者的李洛曾对“妇委会”的几位巾帼英雄进行了多次采访,印象颇深,他说:朱澄霞是广西学生军的女队长,孙以瑾系寿县孙家集人,在流波时,我曾听过她的演说,慷慨激昂、振奋有力。她适中的身材,面容清丽,一双善于思索而深陷的眼睛；性格爽朗活泼,具有“淮上多健儿”的飒爽英姿。
团长蒋岱燕是四川人。身姿婀娜、秀美娟丽,有人誉她为“山城之花”；她操一口流利脆爽的四川话,娓娓动听。她所领导的“妇战团”,主要从事抗日宣传,发动妇女支援抗战,学习战地救护工作等。后来,由于阻力和困难重重,不久宣告解散。
李静一,文质娴静,朴素内涵,长于组织能力。易凤英与李静一性格相反。她身体微胖、嘴阔眼大,对人热情豪爽,作风泼辣、办事认真。还有一位董启翔,戴一副黑镜框的深度近视眼镜,待人诚挚亲切,与人絮絮谈心不舍。她曾主办《妇女月刊》《振风》杂志,至第5期时,因人员撤离金寨而停刊。
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刘芳同志,我亲切地称呼她为大姐。她对我在广西学生军中的大妹李为枝也很关心。她身材颀长、面容清秀、文雅端庄,是几位巾帼女英雄中,文化程度最高的革命知识分子(大学助教)。平时,她身穿灰色女军服,布鞋布袜、腰束皮带；每逢开会、演讲,她总是最能吸引听众的,是当时皖西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。
据了解,刘芳同志系安庆人。她原是安徽大学化学系的助教。虽然,她追求真理、思想进步,有革命倾向,但那时她仍在追求个人专业发展与投身革命救国之间面临抉择。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北平沦陷,大批进步青年流亡至皖。有些同学借读于皖大。王榕也是其中一个。后来,王榕介绍刘芳参加进步青年组织的秘密读书会。共同学习革命理论和马列主义。有时也参加街头宣传,和歌咏、演剧等活动,宣传抗日。
就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,以王榕、刘芳、傅彭(刘丹)等几位有党组织关系的同志(当时安庆党组织转移,她们尚未接上关系)为核心,发动组织青年救亡工作团。刘丹利用上层关系,取得了安徽省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的名义,团结了大中学生40余人,从安庆出发,到皖西各县进行抗日活动。
当时经费没有来源,同志们只好自己掏腰包。经济条件好的多承担一些,条件有限的少分担一些。工作队到各县活动,是为了寻找党的组织。1938年春,工作队到达六安时,终于找到了党组织,接上了关系。从此,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,进行工作。流动工作队曾先后在怀宁、桐城、舒城、六安、霍山等县开展抗日工作。
1938年2月,流亡工作队一行40余人,在六安毛坦厂时,不幸遇匪、被抢劫一空,全队困苦不堪。后来,在“省动委会”找到了张劲夫同志,把流动工作队改组为直属于“省动委会”领导的19、20工作团。这个工作团与其他各工作团一样,深入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还发掘了一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妇女干部。她们有的已经心灰意懒了；有的还能起动员妇女的作用。其中有个喻本芳大姐,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党中央与合肥中心县委交通员。她革命热情高、经验丰富,与“妇委会”接触后,即参加了工作团工作。可惜的是,在李品仙上台当了安徽省主席,掀起了反共高潮后,喻本芳大姐,不幸于1940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霍山县南岳山脚下会胜寺的山坳里,壮烈牺牲。
刘芳调至“省动委会妇委会”工作,是在1939年1月。那时,有关妇女运动的工作方针、斗争策略、以及重大工作的方式方法,都是在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妇委会的常委会上讨论决定的。每周六晚上,举行常委会议。边区党委派李丰平同志出席会议,对“妇委会”进行具体的领导。当时党的妇委常委会,实际上起着“省动委会妇委会”党组的作用。
那时妇委会的工作,主要是动员、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活动；结合反封建斗争(如反对虐待童养媳、鼓励女子放足、剪短发等)；启发妇女的觉悟,鼓励妇女自身解放等。在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时,就组织多样性的活动:写“三八”节的历史、宣传劳动妇女节的意义、张贴日寇残害妇女与儿童的宣传画,在报纸上写纪念文章,召开妇女干部的座谈会等等。
“妇委会”中的朱澄霞、易凤英都是广西人。她们与广西籍的上层人物接触较多；孙以瑾是安徽寿县孙家集人,出身望门,与皖籍上层人士有社会联系；故决定由她们3人多做些上层工作。有人曾希望李品仙的妻子罗啸如,对妇女运动予以支持、做些号召。可是这位热衷的却是走私、发财；打麻将、赌博,甚至开戏馆、邀请上海京剧名角来唱戏。
“妇委会”为了开展各县的妇女工作,必须培养一批妇女干部。“妇委会”取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,利用廖磊开设安徽省军政人员训练班的先例,争取到当时省府民政厅长陈良佐的同意,举办了一期“妇女训练班”。约有20多个县,送来了女青年百余名。20多县包括:桐城、怀宁、舒城、六安、霍邱、临泉、霍山、涡阳、蒙城、阜阳、金寨等。
“妇训班”朱澄霞任组长,孙以瑾负责教育；易凤英负责总务；军事队长、队副均由广西女同志担任。刘芳、蒋岱燕、董启翔任政治指导员兼教官。“妇训班”的女学员3月份报到,4月份上课,8月份结业。在教学中贯彻“三分军事、七分政治”的原则,训练效果很好。毕业的女学员几乎百分之百的服从分配。有些女学员无法回本县工作(如沦陷、骚乱等原因)者,则由“妇训班”分配到我党力量较强的县份去。也有少数意志坚强的妇女,愿意参军直接奔赴抗日战场。“妇训班”可算是“妇委会”工作的一个很有成效的创举；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电影演员的孙铮(孙其珠),据说当年也曾在“妇训班”学习过哩(孙现在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系党支书)!
后来,廖磊病死,李品仙上台后掀起反共高潮,形势急趋恶化。李品仙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,在地下党的领导下,金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,分批作有组织的撤退。“妇委会”中的蒋岱燕(参军后改名为蒋燕)最先撤离金寨县,上海解放后曾任中苏友协秘书,后在湖南省文联工作。“妇训班”结业后没有分配工作的学员,就组成了35工作团,由蒋奎担任团长。她们向皖东一带敌后方向展开活动。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,全部撤退至安徽和县、含山地区,参加了新四军。
1939年春天,美国进步女作家艾·史沫特莱到大别山访问。安徽省主席廖磊指派省府参事马起云负责接待工作,“妇委会”曾邀请史沫特莱为“妇委会”主办的妇女月刊《振风》撰写文章,史沫特莱撰写了《中国之妇女运动》一文,由刘芳译为中文,拟发表于《振风》创刊号。可惜的是,主编刘芳对文章的大样已校阅好,刊物尚未出版,她就奉命撤退了。后来,她听到较晚撤退的董启翔说起,才知道《振风》妇女月刊,由董启翔继续办到第5期,在董撤退后,《振风》宣告停刊。
当史沫特莱来到“妇委会”(龙井冲)参观时,正值“妇委会”处理一桩婆婆虐待童养媳的纠纷。经说服教育婆婆后,婆婆表示今后不再虐待媳妇,童养媳仍由婆婆领回。可是那位吃尽苦头的童养媳,思想恐惧没有解除,啼哭吵闹,不愿随婆婆回家。经“妇委会”多方劝慰,耐心说服,才勉强回家。史沫特莱见状,对妇委会的处理方式提出不同看法,她坦率建议:“你们应该收留这个童养媳。”妇委会的同志向她诚恳解释:“妇委会”不是政权和慈善机构,无法收留成千上万的苦难妇女。只能采取说服教育和规劝的方法。在史沫特莱理解之后,她就表现出谅解的态度,并认为“妇委会”的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而后她面带笑容地说:“那件事你们做得对”。当翻译方练白同志说明后,引起“妇委会”同志的一片欢笑声。
出于礼节和热情,“妇委会”对史沫特莱的来访,进行了回访。“妇委会”的几位委员:朱澄霞、孙以瑾、刘芳、蒋岱燕、易凤英,都打扮得整洁朴素,来到桂家湾离省府不远的招待所——一座粉刷得洁白、内部布置得相当精致的西式草房内,和关心中国抗战事业,热心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美国进步作家、国际民主和平战士艾·史沫特莱畅抒情怀,在中美两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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