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霁野的文学使命
皖西日报
作者：朱德奎
新闻 时间:2024年10月10日 来源:皖西日报
游客参观叶集红色博物馆里未名社展区。 徐缓 摄
朱德奎
李霁野(1904—1097),原名继业,霍邱县叶集(现六安市叶集区)人。少时,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,接受新学教育,与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张目寒、赵善夫等同班同学。1919年秋,考入阜阳安徽省第三师范学校读书,在校时,受到“五四运动”的影响和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等进步书刊等书籍的熏陶,同时,大量阅读“五四”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。在新文化、新思潮的感召下,他受到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思想的影响,初步接触了革命思想。1921年秋,因为受到学校顽固势力的压制和排挤愤而退学。此后,欲转学安庆而未成,即与同学韦丛芜共同为《评议报》办了一个《微光周刊》,后来,又在《皖报》上办了几期《微光副刊》。在这些报刊上,李霁野发表了一些反封建礼教的评论和日式短诗。那时,他才十七八岁,初步显现了他的文学才华以及他“唤醒国人”的文学初心。
1923年春,李霁野北上北平,去进修英文,后进入崇实中学读书。这时,他的同学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、张目寒等也先后来到北平求学。由于时局动荡,社会混乱,他们在北平生活极其拮据,有时甚至衣食无着。为了解决生活费用,李霁野于1924年暑假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《往星中》。正在他彷徨于无处投稿之时,同学张目寒把李霁野引荐给他的老师鲁迅先生,同时,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也先后有幸拜识鲁迅这位新文学的领军人物。鲁迅先生对李霁野翻译的《望星中》,给予了肯定,并为其撰写了提要,还转请画家画了封面,并帮助介绍出版。从此,李霁野和他的同学们真心投在鲁迅先生门下,开启了他们与鲁迅先生的终身不解之缘。
也正是这些进步文学青年们难以解决的出版和发行困难,促使鲁迅先生带领他们创立自己的文学社团。1925年夏,鲁迅在北平倡导成立《未名社》。《未名社》由鲁迅先生领头,李霁野、韦素园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等为成员,开办经费由李霁野等成员每人筹借50大洋,其余资金由鲁迅兜底。后来,河南籍的曹靖华也欣然加入。这一年,李霁野才21岁。
1925年秋,李霁野从崇实中学毕业,进入燕京大学读书,1927年,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无奈休学。之后,他一面到孔德学校教书,一面与韦丛芜等继续打理《未名社》事务。在《未名社》存续的六七年间,他发表了30余种长、短篇译作,包括安特列夫、房龙、卡佛尔顿、赫里克等人的作品,以及苏联作家的文学评论等等。
1928年4月,《未名社》遭到军阀政府以“共党机关”的莫须有罪名查封,李霁野、台静农同时被捕,被关押50天才释放。但是,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,当年10月,《未名社》又在景山东街开设了门市部。1929年,李霁野为纪念被捕获释一周年,翻译出版了《不幸的一群》。
1930年,李霁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,他也是女师英语系的创办人。在女师的六七年间,他边教书边翻译,先后翻译出版《简·爱》、《我的家庭》等著作。从1937年开始,他用了4年半时间,译完120万字的《战争与和平》,译稿先后分期寄给香港九龙的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,可惜,该书稿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时散失。
1938年秋,李霁野赴北平辅仁大学任教,后因为局势恶劣,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捕,于1943年辗转多地,到达重庆。初到重庆,他翻译出版了苏联《卫国英雄故事集》。以后,他进入重庆复旦大学、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。课余时间,他翻译出版了《虎皮武士》、《杰基尔大夫和海德先生》。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,李霁野做过6次课外讲演,讲稿集结为杂文集《给少男少女》出版。《给少男少女》后来流传甚广,甚至是在网络盛行后不断被网民转抄,而且在父亲离世近20年后还被再度出版,对青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读书仍能有所启迪。《给少男少女》中的一些经典段落,经常被一些读者节选,作为指导自己生活的金句。
1946年,应许寿裳邀请,李霁野赴台湾编译馆任编纂,后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,期间,翻译出版了《四季随笔》、《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》。这时,台湾刚刚光复,日本奴役台湾50年,一直在搞殖民文化。光复后的台湾,首当其冲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,李霁野正是这一伟大使命的践行者之一,为此,他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后来,许寿裳被反动势力暗杀,李霁野的生命受到极大威胁,他只好悄悄地转道香港回到天津。1949年9月起,他到南开大学任教,后任系主任。到南开大学任教后,翻译出版了《难忘的一九一九》,出版了《山灵湖》、《海河集》、《回忆鲁迅先生》等著作。
1952年,李霁野参加赴朝慰问团,慰问入朝志愿军。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7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,访问意大利、瑞士和法国,写了《意大利访问记》一书。
建国后,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、天津市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长、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协理事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1980年,离职休养,任名誉系主任。离休以后,即行整理著译,筹备出版文集。1997年5月4日,李霁野先生逝世。
纵观李霁野先生一生,文学是他的第二生命,他一生笔耕不辍,著作等身,且终身以翻译、创作进步文学、革命文学为己任,以文学唤醒国人为使命,筚路蓝缕,无怨无悔。他所译介的许多名著以及他创作的许多作品,将永远成为文学天空的经典。
李霁野与鲁迅先生关系密切,并与鲁迅先生结下影响其一生的缘分。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,自1924年12月26日至1936年10月4日,李霁野访鲁迅54次,致信124封,赠书十余种；鲁迅访李霁野14次,致信86封,赠书十余种。他既是鲁迅的忠实弟子,又是热心的鲁迅研究家、宣传家。全国解放以前,他写了六七篇回忆鲁迅的文章,收入《鲁迅精神》专集。解放以后,发表了72篇(首)关于回忆、研究鲁迅的诗文,先后出版《纪念鲁迅先生与未名社》等书籍。
李霁野先生除了致力于文学创作、教导自己的学生,对所有求教于他的文学后辈,无不奖掖有加,不遗余力地精心扶持。他回到家乡的叶集中学,亲切地和爱好文学的同学们座谈,指导孩子们的创作。当时,有一个学生叫陈有才,喜欢创作诗歌,李霁野先生给予热情鼓励,陈有才深受鼓舞,从此走上诗歌创作之路,在他中学和大学期间,就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民歌,后来,更是成为“中国民歌王子”,1958年就以一首《我唱山歌党定音》登上《人民日报》。此后,他一发而不可收拾,终身以创作大别山民歌为己任,先后创作出版了大别山民歌18部。
叶集中学创办校刊《未名文学》,李霁野先生亲自为其题写刊名。叶集中学李德中老师,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,他经常给李霁野先生去信,请教有关问题,李霁野先生再忙,总是耐心复信,先后回信30余封。
李霁野先生一生奔波于天南海北、海峡两岸,但是,他总是念念不忘故土情。乡亲们无论谁去拜访他,他再忙也会抽出时间热情接待；乡亲们遇到困难,他都会倾力相助。1991年,家乡叶集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,李霁野先生得知情况后,忧心如焚,80高龄的他,冒着酷暑,在天津四处奔波,多方求助,为叶集一校(明强学校旧址)援建了一栋“津谊楼”。
1997年元月23日,李霁野给叶集镇政府写了这么一封信:“我已经93岁高龄,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我离开家乡已70多年了,但家乡的风土人情、一草一木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。年岁愈大思乡之情愈浓,可惜我身体不行了,不能亲自回去看看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,在你们的领导下,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心愿,想在辞世之后,把自己和老伴的骨灰埋在家乡的泥土上,了却这几十年来的思乡之情。让我在九泉之下为家乡的腾飞祈祷。
我想能否自己出钱买一小块地(能埋下我老俩口的骨灰即可),再立上一块碑,不搞其他太繁琐的东西。拜托了。”
1998年,李霁野先生的骨灰回归故乡叶集,叶集人民为这位游子举行了隆重而又简约的骨灰安葬仪式,当时在叶集工作的我,有幸成为这一庄严仪式的主持人。
行文至此,诚惶诚恐的我,推开窗子,映入眼帘的正是李霁野先生故乡的风景,日新月异的叶集,春深时节,霁野如画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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